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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国家的人遭遇个人问题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7:16:54 阅读: 来源:监视器厂家

当国家的人遭遇个人问题

近日,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泳冠军、浙江游泳选手孙杨与其教练朱志根师徒在游泳馆内争吵的场景,经媒体人士的微博发布而为公众所知晓。据说,朱志根批评孙杨因为谈恋爱而影响训练,而孙认为朱的训练太落后而想换教练。随后,央视体育新闻也对此事给予关注,希望孙杨“以大局为重”。  实际上,在孙杨获得伦敦奥运金牌后的半年时间,他一直是个话题人物,围绕他的话题包括,他要求组建个人经纪团队,被传耍大牌等,直到这次,因与女友交往、参加社会活动过多而同教练发生龃龉。  上述事件的逻辑大都具有现代背景。换言之,孙杨在伦敦奥运之后的经历,其实是在举国体制下,成名的运动员个体与培养他(她)的体制之间必然会发生的问题。一方面,运动员因竞技成绩卓越而赢得社会声望,也积累了社会资源,这使他在与体制的议价中拥有更多有利条件。另一方面,体制也因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而证明了自己的优越和不可或缺,这使其在与运动员的交涉中天然地占据有更高的道德位势。  如果把孙杨伦敦一炮走红以及此后他所遭逢的一切,视作一场事理凌乱的争执,那么,寓于其背后的是一种合理性与另一种合理性的冲突,很难说哪一方绝对有理。简单以“举国体制的僵化”或“运动员素质低下”来评判,都会造成对双方各自合理诉求的误读。  必须承认,孙杨今日的成就,是他个人天赋的体现,是他对人类身体极限的挑战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罔顾培养他的举国体制之功效。关键在于,在经费上支撑着举国体制的是无数个含辛茹苦的普通国人。无论孙杨的天赋多么卓尔不群,他都是举国体制结出的奇葩。与网球选手李娜 、拳击选手熊朝忠等单飞的职业运动员比较,说孙杨是“国家的人”,毫不为过。  既然是“国家的人”,他与体制之间便存在着一种信用关系,他有义务报偿国家对他的付出。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,央视评论所云“大局”二字,才有了明确的所指。而十年来与孙杨朝夕相处的教练朱志根,其实是一个“国有资产”的监管者。他的责任是防止孙杨竞技水平下滑,阻止“国有资产”因恋爱而贬值。  恋爱纯属个人问题,可恋爱中的人若属于国家,个人问题便上升到了“大局”的高度。孙杨与朱志根在“大局”中都处于矛盾焦点,后者比前者甚至更无退路。因为一旦孙杨竞技水平真出了什么问题,在体制层面他要背负“国有资产”贬值的骂名,在个人层面他还要承担“棒打鸳鸯”的恶评。这就是“国家的人”在处理个人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纠结与困惑。或许,这也可算作举国体制所衍生的特色话题。  放眼国际体坛,无论运动员成名与否,爱情之类的问题,一般仅具有花边新闻价值,即便运动员因恋爱等个人问题导致竞技水平大幅下滑,很少有人会将之与大局问题捆绑起来思考。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成名后绯闻不断,私生活也难称检点,甚至被曝出有吸食大麻的丑闻,但美国媒体少有从国家利益受损角度来进行剖析的,因为菲尔普斯的所作所为均是其个人的选择,无论是挑战公共道德还是触犯国家法律 ,后果均由其个人承担。菲尔普斯或沉或浮,都是他个人价值的褒贬,与国家无涉。运动员培养的市场体制与举国体制之别,在这个特定的环节上显而易见。  当然,市场体制与举国体制,在当下舆论环境中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,即运动员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与身份。说白了,就是运动员个人的选择能否得到尊重并为此承担相应后果的问题。往小了说,是有没有权利谈恋爱;往大了说,是有没有权利挑选教练以及组建个人团队。  上述问题,在举国体制下也许无法即刻给出成熟答案,但人们应该对此进行切实的思考。毕竟,隐于这背后的是一个更核心的问题,即人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?如果仅将人当作手段,那么一位运动员的所有价值就体现在他能否获得更多冠军。如果将人当作目的,那么一位运动员除了要在竞技赛场上获得佳绩,他个人素质的提高,品格的打造乃至个人问题的解决,也属于体制必须予以关注的范畴。  哪个少年不钟情!孙杨今年22岁,谈个恋爱很正常。爱情问题,对于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来讲,是他成长过程中应该踩到的步点,无论以什么理由干涉之,在方法上都是粗糙的,或者说在观念上是落伍的,顺其自然才是正解。  而据最新消息,为了让孙杨收心,投入训练,浙江体育局准备发动温情攻势,将他的空姐女友调到浙江体育系统工作。不知这份温情能为孙杨再创佳绩助力几何。可动用体制资源来处理个人问题,至少有损公平原则。  或者可以说,孙杨的个人目的圆满达成,但对于更多籍籍无名的“孙杨”来说,他们的个人问题靠什么解决?莫非,只能把自己当作彻底的手段与工具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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