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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若干问题【新资讯】

发布时间:2019-10-18 12:13:34 阅读: 来源:监视器厂家

自2003年年底出现“民工荒”以来,各城市在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上出台了许多政策。2004年至2005年初,各地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订。为了解这些政策的运行状况,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症结,人口所课题组于2005年6月,专门赴深圳和上海这两个农民工聚居城市进行了调查。在调查中发现存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。

第一,在当地政府强制性政策的作用下,虽然近两年农民工的参保率有所上升,但仍然比较低。那些从事合伙经营、家庭室内装修、蔬菜水果肉食批发、服装百货销售、蹬三轮车等无雇用单位的农民工,基本没有被有效纳入到社会保障中。尽管上海对无单位的外地劳务工,也规定12.5%的缴费率征缴综合保险费,但该政策并未发挥应有的实际效用。而深圳市的无单位职工和自谋职业的农民工,也徘徊在社会保障政策之外。

第二,建筑业等行业的农民工,只享有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,缺乏养老保障保险的涵盖。例如,在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制定的“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”中,只规定建筑业缴纳5.5%的保费,而不强制征缴有关老年生活补贴或养老方面的保费。在其看来,外地施工单位在外地“已经上过了保险”。但雇主方却千方百计躲避责任,瞒报或少报农民工人数,不给农民工上保险。在深圳,虽然具有将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捆绑式征缴的政策,但实际征缴上来的,却主要是工伤保险费。原因是,一方面,企业雇主尤其是港台企业、小型国内私营企业等,偷税漏税和拒交保险费;另一方面,地方基层政府对劳动执法部门的抵制和阻挠。由此造成绝大多数农民工缺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,甚至工伤保险也只是部分缴纳。

第三,部分收入较低的农民工认为养老保险保费较高而不愿意参加。他们更多地关注当前收入和工资,希望在打工过程中为家里寄回较多的现金。

第四,各地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异。例如,深圳市的养老保险部分,农民工在流动他乡时可以通过“退保”的方式 “带走”。但上海市的老年生活补贴,却只能在规定享受的年龄在委托的商业保险公司领取。这些差异性和统筹层次的地方性,使得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,不得不损失当前的社会保障而去追求当前可能得到的比较收益工资。如果农民工不流动,那么雇主的工资定价就会更加低下。实践证明,正是农民工的地区间流动,才使得部分“民工荒”地区提高工资成为可能。但是,农民工的区间流动,也使得地方政府实施的、专用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难以切实落实,无法使广大农民工受益。

另外,无论珠江三角地区,还是长江三角地区,农民工的年纪都比较小,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年龄在18岁~35岁之间,部分制造业雇用的女工,年龄甚至不超过25岁。如果不是工伤,那么这些劳动者的身体应该都比较健康,一般不会得大病住院治疗。因此,农民工真正能够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的实惠,实际上就是养老保障。有的企业每年缴纳30万元~40万元的养老保险费用,但员工住院治疗能够报销的费用却只有3万元~4万元。而当农民工年纪大了,疾病发生率较高的时候,却不得不因为没有人雇用而返回农村,无法享受到年轻时期缴纳的医疗保险。

第五,雇主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,漏报和瞒报职工人数,使受雇农民工得不到社会保障。在深圳,调查发现,虽然社会保障局在征缴社会保险费时,采取“一揽子”征缴方法,但雇主却有选择地缴纳保费,即缴纳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雇主居多,而缴纳养老保险的雇主则较少。这一现象,在上海也存在。大多数雇主,只为其所雇用的50%左右的员工缴纳综合保险费。那些公司倚重的员工,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险的保障,而那些低层次的员工,却经常被忽视。

第六,一些雇主在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时候,降低农民工当前的工资收入。调查发现,上海部分企业虽然与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,但合同工资与他们实际拿到的工资却存在一定的差距。据农民工解释,老板拿他们工资的一部分缴纳了综合保险。这本应该是企业缴纳的部分,却变相附加到了农民工身上。

第七,在那些技术含量较低、订单依赖程度较高、企业规模较小、投资资金较低的企业,雇主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比较严重。他们以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的方式,逃避社会保障费用的缴纳。而正是这种安全设施严重缺失、生产条件简陋的小型企业或皮包公司,在拿到订单以后,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,给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带来工伤危险。一旦出现伤残事故,他们便一走了之,逃之夭夭。

第八,基层政府部门为吸引外资和刺激企业规模的扩张,对劳动执法部门的检查采取了各种各样的“抵制”。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政策,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私营雇主的不法行为,另一方面也给社会保障费的征缴工作人为制造了“麻烦”,给部分私营雇主拒不缴纳社会保障费撑起了保护伞。有些基层政府组织,为招商引资,明文规定招商企业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障费,以此作为优惠条件吸引外资。

第九,各地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宣传不够,很多农民工不了解所在打工地的社会保障制度。问卷调查发现,在上海,约有近50%的农民工不知道政府正在实行强制性的社会保障政策。

第十,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其户籍地职工的社会保障水平。按照这一保障水平,即使农民工能够在移入地享受到养老金或老年生活补贴,其生活水平也较低。城市社会保障机构出台的社会保障政策,仍然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所制定的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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